敦煌莫高窟，这座被誉为“东方卢浮宫”的艺术宝库，以其跨越千年的壁画、雕塑和藏经洞文献闻名于世，它在近代的“重新发现”却充满争议与复杂性，长期以来，谁发现了敦煌莫高窟”的问题众说纷纭，涉及中国道士王圆箓、西方探险家斯坦因、伯希和等人，本文将梳理这段历史，揭示敦煌莫高窟在近代被“发现”的真相及其背后的文化碰撞。
莫高窟的“发现”：从隐没到重见天日
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4世纪，历经北朝至元代的持续营建，但在明清时期因丝绸之路的衰落逐渐被遗忘，19世纪末，莫高窟虽仍有少量僧侣驻守，但其艺术价值未被外界广泛认知，真正让莫高窟进入近代视野的，是1900年藏经洞（今编号第17窟）的偶然开启。
关键人物：王圆箓
藏经洞的发现者是中国道士王圆箓，他于1897年云游至敦煌，定居莫高窟后成为三清宫的主持，1900年6月22日（一说为5月26日），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，意外发现藏经洞的密室，内藏5万余件从4世纪到11世纪的佛教经卷、文书和艺术品，这一发现本应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机遇，却因清政府的腐败和王圆箓的局限性,最终演变为文物外流的悲剧。
西方探险家的介入：斯坦因与伯希和的“掠夺”
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，曾多次向当地官员上报，甚至千里迢迢赴兰州面见甘肃学台叶昌炽，但未获重视，西方探险家正沿丝绸之路搜寻古代遗迹，1907年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（Aurel Stein）听闻藏经洞消息后抵达敦煌，通过助手蒋孝琬与王圆箓周旋，斯坦因以“玄奘信徒”的身份骗取王圆箓的信任，最终以200两白银（约合今4万元人民币）换走约1.3万件文物，包括《金刚经》最早的印刷本。
1908年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凭借流利的汉语，精选了藏经洞中最珍贵的6000余件文献，以500两白银购得，此后，日本、俄国、美国等探险队接踵而至,藏经洞文物散落全球十余国。
争议与反思：谁是真正的“发现者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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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圆箓的功过
王圆箓常被斥为“卖国贼”，但历史语境下的他更多是一个悲剧人物，作为底层道士，他缺乏文物保护的意识，而清政府的漠视使他无力阻止文物外流，近年研究显示，他试图用所得银钱修缮莫高窟,甚至将部分文物秘密藏匿。 -
西方探险家的双重角色
斯坦因等人虽以“学术”之名带走文物，但其手段充满殖民色彩，他们客观上推动了敦煌学的国际研究，但也造成中国文化不可逆的流失，伯希和带回法国的文献催生了欧洲敦煌学,而中国学者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通过影印件进行研究。 -
“发现”的本质
莫高窟从未被“彻底遗忘”，当地民众和僧侣始终知晓其存在，西方探险家的“发现”实质是对藏经洞文物的系统性攫取,而非地理或考古意义的首次发现。
敦煌文物的回归与保护之路
20世纪以来，中国学界开始觉醒，1944年，敦煌艺术研究所（今敦煌研究院）成立，常书鸿等先驱者扎根荒漠，抢救保护莫高窟，近年来，通过数字化技术（如“数字敦煌”项目）和国际合作，部分流失文物的高清影像已实现“回归”，2019年，法国吉美博物馆向中国无偿返还《永乐大典》敦煌残卷,成为文物追索的里程碑。
发现还是劫难？
敦煌莫高窟的近代史，是一部文化主权与学术野心的博弈史，王圆箓的偶然发现揭开了尘封的辉煌，而西方探险家的行径则暴露了旧中国的积弱，我们追问“谁发现了莫高窟”，不仅是为厘清历史，更是为铭记：文化遗产的保护,终究需要国家的力量与文明的自觉。
（全文约1500字）
注：本文结合了学术考证与历史叙事，重点驳斥了“斯坦因发现敦煌”的西方中心论调，强调王圆箓作为第一发现人的历史地位，同时反思文物外流的深层原因，如需补充细节（如具体文献名称、王圆箓生平等）,可进一步扩展。